韩国通过《人工智能基本法》
作者：赵欣妍     时间：2025-07-24

2024年12月26日，韩国国会全体会议经表决通过《旨在构建人工智能发展与信赖基础的人工智能基本法》（以下简称《人工智能基本法》），使韩国成为继欧盟之后，第二个制定人工智能基本法的国家。据悉，该法案将在国会表决公布后1年，即2026年1月开始正式施行。

韩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现状

韩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2019年12月韩国政府公布了《人工智能国家战略》，旨在凝聚国家力量、发挥自身优势，加快经济和社会的创新发展，为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实现从“IT强国”到“人工智能强国”的转变。2024年8月，韩国进一步出台第一期《国家战略技术培育基本计划（2024—2028）》，其中涉及人工智能的50项重点技术。据相关报道，至2023年，已有超过80%的韩国人工智能相关公司产生了营收，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韩国人工智能公司的营收增长了超过100%；同时，在研发上的投入，近3年平均每年增长17%。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浪潮等待迫切回应。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美国《人工智能权利法案》等国际立法加速推进，旨在抢占人工智能伦理与规则制定的主导权。韩国作为科技强国，需通过立法回应国际规范，避免在全球竞争中落后。

《人工智能基本法》的主要内容

韩国《人工智能基本法》以“发展与规制并重”为核心逻辑，既要抓住技术红利推动产业升级，又要通过法律框架防范风险、保障民生，同时在国际竞争中确立规则话语权，从而构建安全、可信、包容的人工智能社会。

该法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为人工智能全面治理建立相关组织体系。根据《人工智能基本法》，韩国将设立如下三个机构：国家人工智能委员会，在总统领导下设立，负责审议和决定与人工智能发展和建立信任基础的重大政策有关的事项，为人工智能基本计划等具体举措的实施提供宏观方向引领和战略布局。人工智能政策中心，隶属于科技通信部，负责为人工智能总体规划提供专业技能支持、研究分析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并协助相关政策的制定和业务延伸。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以保护公众生命、身体及财产安全为核心，承担人工智能安全技术研究、风险评估标准制定、安全事故应急处理等工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应用提供技术与监管支持，确保人工智能在安全可控的框架内发展。

为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和产业培育提供合作支持。技术创新支持：通过提供研发资金、搭建数据共享与管理平台等方式，支持与推进有关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与传播的项目落地；制定人工智能技术标准、进行标准化研发、推动标准化项目，提升跨行业技术应用的兼容性与安全性。产业生态构建：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咨询、融资支持，降低技术应用门槛；设立人工智能产业集群，集中资源培育高附加值产业，如智能医疗、自动驾驶等。人才与国际合作：培养和支持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技术相关专业人才，吸引海外专家与外资投资，支持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制定，提升全球竞争力。

提出人工智能管理原则及风险防范、责任追究机制。伦理与透明度要求：制定 AI 伦理原则，强调安全性、公平性和人类尊严；强制标注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来源，防止虚假信息传播。风险分级管控：明确“高影响人工智能”的定义（对人类生命、身体健康或基本权利产生重大影响或存在潜在风险的人工智能系统），对医疗、交通等领域实施严格安全评估，要求企业建立风险监测与应急响应体系。责任追溯机制：赋予政府调查权，对违规企业可责令整改或处罚，最高达3000万韩元罚款；对于未在韩国设立实体的境外人工智能服务方，要求设立境内代表处并落实同等法律义务。

《人工智能基本法》的影响

与面临的挑战

《人工智能基本法》的通过是韩国为应对人工智能技术颠覆性变革的系统性回应，将对韩国整体社会产生深刻影响。

保护公众权益、增强公众信任。一方面，明确禁止被视为对人们的安全、生计和基本权利构成明显威胁的人工智能系统，这能够有效避免利用人工智能剥削弱势群体或操纵人类的行为；另一方面，对高影响人工智能规定严格的确认程序与经营者义务，对人工智能应用提出透明度与安全性要求，防止公众隐私或个人信息被滥用，甚至遭受深度伪造技术的伤害。

规范行业秩序、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通过制定与更新人工智能基本计划、推动人工智能园区与数据中心建设等方式，为产业发展提供方向和资源；培育技术人才、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繁荣，为相关技术应用筑牢安全防线，确保技术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服务社会。

助力国际合作与竞争。韩国以该法案为契机，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在国际规则制定中争取话语权；该法的实施还可能降低相关企业成本，激励更多投资和创新，提升韩国人工智能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然而，法案的全面实施依然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

产业促进与安全监管存在内在矛盾。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过度监管可能会阻碍创新，而政策制定者则认为需要专门的立法来规制这项技术；法案本身也更偏向产业利益，对高影响人工智能虽有规制但缺乏针对特定领域的禁止性条款（如国防军事领域），处罚力度（最高3000万韩元）也不算太大且未区分企业规模设定梯度处罚标准，可能导致“大企业违规收益高于违规处罚”的局面。

法律自身滞后性与技术快速迭代之间的冲突。该法案虽给予下位法调整空间，但未明确相关技术标准的更新频率，可能难以应对快速演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此外，韩国未将监管沙盒纳入法律框架，可能导致企业在医疗诊断、自动驾驶的高新技术领域创新缺乏安全的测试环境，从而造成风险评估与技术落地相脱节。

公众信任与行业接受度的双重挑战。法律对“高影响人工智能”虽然规定了事前审查、安全性、可靠性保障等各种义务，但其具体内容大部分委托给实施令，当实施令中规定了企业难以实际履行的义务或不明确的标准时，可能导致企业通过模糊解释逃避责任，或者因企业不适应从长期宽松的运营环境向相对严格的监管环境转变，通过游说延缓合规进程。

执行资源与跨部门协作的结构性缺陷。成功实施《人工智能法案》将需要仔细规划、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有效协调，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MSIT）作为牵头部门，需协调二十多个中央机构，地方政府的人才资源缺乏或将导致政策执行碎片化。以人工智能教育领域为例，根据相关媒体报道，人工智能教科书推广面临行政程序、技术问题等多重阻碍，韩国AI教科书整体普及率仍停留在较低水平，反映出公共部门在技术应用中的资源瓶颈。